前天晚上，我和weng到英祺的公司，
英祺帶點疑惑的表情問，『你們從大學時代就在寫程式嗎？』
我說『對』，
『不會很悶嗎？』，英祺接著問，
『不會阿。』，我毫不猶豫的回答。
我想英祺一定覺得，每天面對這密密麻麻又不會說話的豆芽菜，應該是無聊至極的。
如果有機會，我也會想問文中的小提琴家，『每天拉那幾根弦，持續一萬個小時，不會很悶嗎? 』
答案自然是不得而知，你我都有過類似的體驗，所以我們不是音樂家，英祺也不是軟體工程師。(但英祺喜歡電子學，這是他的天分所在)
一萬個小時自然是不輕鬆的。
天分，讓這一萬個小時變得不那麼乏味，甚至還帶點趣味橫生吧。
很可惜台灣的教育並不注重這件事，
台灣的教育，過去的父母，不瞭解也不願正視適性發展，順從天賦(天分)的巨大影響，
但我絕不會讓我的下一代，甚至自我以下的每一代，不去重視這一件事。
我們的人生並不一定要有卓越的表現，
但若園丁能分清楚自己重的是葡萄還是地瓜，
能在葡萄樹苗旁放個藤架，在地瓜芽入土前翻土施肥，
何愁這果園不會有結實纍纍的一天？
適性發展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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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潛能開發課題：天分究竟是什麼？
馬修．施雅德(Matthew Syed)/英國《泰晤士報》專欄作家
馬修．施雅德(Matthew Syed)/英國《泰晤士報》專欄作家
一九九一年，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艾瑞克森（Anders Ericsson）和兩位同事進行了史上最全面的調查，研究傑出表現的起因為何。
他們把研究對象（德國著名的西柏林音樂學院中的小提琴手）分成三組。第一組都是特別傑出的學生：他們都期望自己的演奏水準能達到登峰造極之境，躍上國際樂壇，成為頂尖的小提琴獨奏家。他們都還是小孩，是平常被形容為天賦異稟、幸運地生來就擁有音樂基因的神童。
第二組學生表現也非常優異，但還不算頂尖小提琴手。學校預期他們畢業後能成為全球各大頂尖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，但不會成為獨奏家。最後一組則是能力最差的學生：想要當音樂教師的青少年，他們的入學標準也比較寬鬆。
我們乃是根據教授的評估加上在公開競賽的成績等客觀標準，來評定這三組的能力水平。
在一連串辛苦的訪談後，艾瑞克森發現這三組學生的成長過程驚人地相似，看不出系統性的差異。他們都是在八歲左右開始正式學琴，在即將十五歲時，首度決定要成為音樂家，教過他們的音樂老師平均有四．一位，除了小提琴之外還學過的其他樂器則平均有一．八種。
但是這三組學生有一個令人意外的差別；的確，這個差異實在太明顯了，艾瑞克森和他的同事幾乎不可能沒看到──認真練習的時數。
最傑出的小提琴學生到了二十歲的年紀，平均練習時數已達一萬小時，比第二組的優秀小提琴學生多了兩千多小時，更比希望日後當音樂老師的學生多了六千多個小時。這些差異不但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，而且實在是非比尋常。頂尖提琴手為了能夠成為大師級演奏家，足足比同輩多花了幾千個小時來練琴。
還不止如此。艾瑞克森也發現：毫無例外，凡是躋身頂尖高手之列的小提琴家都經過苦練，每個孜孜不倦、努力不懈的學生也都達到卓越的境界。頂尖高手脫穎而出的唯一因素無他，就是努力練習。
他們把研究對象（德國著名的西柏林音樂學院中的小提琴手）分成三組。第一組都是特別傑出的學生：他們都期望自己的演奏水準能達到登峰造極之境，躍上國際樂壇，成為頂尖的小提琴獨奏家。他們都還是小孩，是平常被形容為天賦異稟、幸運地生來就擁有音樂基因的神童。
第二組學生表現也非常優異，但還不算頂尖小提琴手。學校預期他們畢業後能成為全球各大頂尖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，但不會成為獨奏家。最後一組則是能力最差的學生：想要當音樂教師的青少年，他們的入學標準也比較寬鬆。
我們乃是根據教授的評估加上在公開競賽的成績等客觀標準，來評定這三組的能力水平。
在一連串辛苦的訪談後，艾瑞克森發現這三組學生的成長過程驚人地相似，看不出系統性的差異。他們都是在八歲左右開始正式學琴，在即將十五歲時，首度決定要成為音樂家，教過他們的音樂老師平均有四．一位，除了小提琴之外還學過的其他樂器則平均有一．八種。
但是這三組學生有一個令人意外的差別；的確，這個差異實在太明顯了，艾瑞克森和他的同事幾乎不可能沒看到──認真練習的時數。
最傑出的小提琴學生到了二十歲的年紀，平均練習時數已達一萬小時，比第二組的優秀小提琴學生多了兩千多小時，更比希望日後當音樂老師的學生多了六千多個小時。這些差異不但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，而且實在是非比尋常。頂尖提琴手為了能夠成為大師級演奏家，足足比同輩多花了幾千個小時來練琴。
還不止如此。艾瑞克森也發現：毫無例外，凡是躋身頂尖高手之列的小提琴家都經過苦練，每個孜孜不倦、努力不懈的學生也都達到卓越的境界。頂尖高手脫穎而出的唯一因素無他，就是努力練習。
(本文節錄自《一萬小時的神奇威力：熱忱＋深度訓練，讓你在高壓力下仍能表現出色》，遠流出版 ，2011年9月1日出版)
